一身光明写平生怀念回族学者张巨龄先生(4)

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语言文字》创刊之初聘请了九位社外编委：王力、吕叔湘、张志公、俞敏、张寿康等，每一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张巨龄经常与之约稿、求教、研讨，耳提面命，宛有师生之谊；由此也深得真传，学问渐入佳境。

1987年，张巨龄关于语文教育的随想录《语文·情趣·教学》结集出版，获得了吕叔湘先生的首肯，欣然题签了书名。直到后来，张巨龄才听说，吕先生早就有个“三不主义”的准则，其中之一就是“不题字”。另一位语言学家张寿康先生也对此书予以鼓励，认为“巨龄同志的教学短论，既是他教学思想的结晶，亦是语言清丽的散文”。

此后几年，光明日报出版社依次出版了张巨龄的三册专论：《语文教学初阶》《作品分析与教学》《诗词格律浅说》。张巨龄提出：“我一向以为，语文教学是艺术，但艺术水平的高低却不在于语文教师本身有多么博大精深的知识（当然，我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知识），而在于他自己有了知识，如何让学生也有知识；在于他自己能分析文章、写文章，如何让学生也能分析文章、写文章。”对此观点，张志公先生予以肯定，认为张巨龄的著述“讲知识，浅显有用；说教学，实惠具体，犹如手把手地教人一样，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不同于有些教学论那么枯燥”，并称之是“一本浅显实用的语文教学艺术书”，不但为之题写了书名，还著文向广大第一线语文教育工作者推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时代的转型也带来汉语、汉字领域的一些乱象。基于语言学家的一份担当，张巨龄与吕叔湘、陈原、张志公，以及柴泽民、张寿康、吕必松、奚博先等八位先生于1991年共同呼吁国家“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受到中央和国家语委，以及外宣办、外交部、教育部、华侨和港、澳、台办政府相关机构的重视，引起海内外的反响。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于次年7月1日改用规范简体排印。

就在此文改毕的前日，我邂逅《光明日报》的一位青年编辑。我问他知道贵报曾有一位张巨龄先生吗？他说当然知道，谈起由其创办的《语言文字》专刊如数家珍，并告诉我，巨龄老师退休后，此刊曾一度停办，但如今它复刊了，后继者将传承中华语文的大旗继续扛了起来。

一阵感慨！学者终有一日会离开他的岗位，甚至也将离开这个躁动的时代，但他留下的那些学问却会像“川流不息的施舍”（语出圣训）一般泽被后人，光彩不逝。我想，学者毕其一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焉。

我知道，我来晚了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真不是能用交往的多寡来度量的。有的人，只那么一两面，却如遇至亲同道，牵念朝夕；有的人晨昏相处，驳杂相遇，其实却毫无情分可言。仅有一面之缘的张巨龄先生在我心中，便属于前者。

2016年以来，我们加上了微信，间或保持交谈。老先生仍在关切着回族史研究的一些贻误，总想着撰文纠正，激浊扬清；总在关心着端庄微信平台上新发的文字，甚至还关注到了我担任了文学策划的电影《清水里的刀子》在釜山电影节的获奖。但渐渐地，他不再留言过来，属于我们之间的那一则忘年对话录，冷寂了一段时间。我从春到冬奔忙于运河线上拍摄纪录片，身心被疲惫塞满，转过来的11月下旬，才知道了那微信冷却下来的缘由。

先生病情恶化的情况并没有张扬，只是少数友人中间沉重地传告着。听到消息的人们，无不坐卧不安。王辉就说，他一天的工作都恍恍惚惚的，不知做了些什么。

王辉是我在北京的知近兄长，虽自谦为读者，但回族文坛之事，他比我更上心。我们各自买了摄像机，尽可能地利用休息日，为回族作家、学者做些口述史的抢救工作。因其老父亲幼时就读的学校，校长正是德高望重的张子文大阿訇，故而王家父子都对子文阿訇的后代张巨龄先生有着一份格外的敬重。

我和王辉都清楚，如张巨龄这般老辈学人，只凭其个人成就便早够录上几天，何况还有他的父亲和兄长！可是，就因为觉得同在北京，先紧着外地的来，采访竟一拖再拖。在日复一日排浪而来的重压中，我的心情也因北京特色的会面之难而愈发焦躁。得知佩伦先生也要去医院看望老友，我与王辉便相约同去（为的是尽量结伴，减少探望频率，以免影响病人过多），说好容我三两日，在第九届作代会上做完简报工作一下来，即刻就去。

我们都没有想到，巨龄先生已经病得那样重了。他没有等下这最后的三两日。就在2016年11月30日下午，他静静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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