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光明写平生怀念回族学者张巨龄先生(3)

是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多么高尚地想着一个民族的尊严——我被夜夜煎熬着灵魂并迎难而上的渊薮，只是因为一位老人的等待。

“盎然的春风怎会轻易来到？”

张巨龄先生是一位极严谨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为文与谈吐总是一丝不苟、滴水不漏，这是熟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但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理性之外的巨龄先生，其实骨子里面始终洋溢着如火的诗情，只不过他自己很少谈及这一领域的经历罢了。

也是2013年前后，因参与编纂《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机缘，我与巨龄先生曾有几番个把小时的通话，也多有信件往来，由此我也了解到了他作为文人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学生时代，张巨龄就已“小荷初露”了。小学时代，他是班里的尖子生，中学和在北京师范学院（即“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读书阶段，他已是引人注目的校园诗人和校园文学刊物的编辑了。其早期诗作大都发表在当时学校的油印小报和校园文学刊物《无名花》《东方红》上，引得不少同学抄录，有的人将它们保存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居然还能脱口背诵。

大学时代是张巨龄诗歌创作的旺盛时期。那时，他的枕边常常放着一支笔和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有时，夜深人静，当人们正在酣睡之时，他却突然灵感触发。为了不影响同宿舍人的休息，张巨龄竟摸黑执笔，抒写出情怀激荡的诗作，真实地反映了那时的一代年轻学子独具特色的思想与心怀：

剪个金色的地球贴在房门外，

地球上插遍红旗翻卷如海，

无须多说美妙的词语，

请看，这就是我们的胸怀！

五洲震荡在耳边回响，

四洋激流在胸间澎湃，

请问，古往的英雄豪杰，

谁眼前有这样壮阔的气派？！

1965年7月,张巨龄结束了十数年的学生生活。他曾有过许许多多的梦：作家梦、诗人梦、演员梦……可摆在面前的道路远远没有星光的照耀，他被分配到那只差一里地就出了北京的偏僻村庄，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举目四望，空空荡荡，至少三十华里之内，不会有公共汽车和其他代步工具可乘。

若干年后，张巨龄在散文《青春·梦与现实》中回忆了当时的心境：“呜呼，一切的梦，统统成了泡影！”

在那“干一行，爱一行”的年代，冷静的现实感很快占据了他全部的身心：“与其整日忧心忡忡，不如面对现实，教好书！”书，当然要教好；笔，却不能须臾丢掉。于是，上台努力教书，下台认真想教书；白天和同事讨论教书，晚上在案头写教书。就这样，风雨坎坷十几年、二十几年，姑且可算是“百折”而未“挠”。终于，由读书、教书而至写书，张巨龄也从语文教师转向教研员，担任中学语文教师的进修教育工作，讲授《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写作》等专业知识，所用教材都是自编自著。

1979年10月，张巨龄与另一位教师共同创办《星雨》报，仅在当时其供职的北京市大兴区内，初版就发行3万份之多。这份被戏称为改革开放后“北京首创而寿命最长的区县教研室级”铅印语文专业报章，今已作为《语文导报》的副刊正式发行，由后继者主办，对推动更广范围的语文教育，继续发挥着作用。

多少人曾欣赏/你鲜花的繁茂，/却不曾想到/你破土时的辛劳；/多少人在品尝/你果实的美好，/却不知晓，/你成长的不平之道！

盎然的春风，/怎会轻易来到？/只有柔弱者，/才惧怕这之前的/雪剑风刀！

过去了，/那凛冽的风潮，/来到了，/又一派春光无限好！

……

这首《啊，红杏》写于1978年，是张巨龄先生很看重的一首。从这蓬勃热烈的诗句中，谁会想到，此前岁月中的张巨龄经历过什么——被停了课的他送过粪，挖过河，入冬时节还穿着一条短裤，泡在河里打蒲草。夜晚的马棚里，他偷偷钻研着《鲁迅全集》，用文学的力量抵御着厄运的折磨。

终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迎来了春天的信息。张巨龄获得了平反，他在十年浩劫中“所发表的言论”，被肯定为“是正确的”。

机遇正在垂青着坚韧的梦想者。1984年，因事业需要，张巨龄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调入《光明日报》担任编辑。从此，他的世界迎来了一派新的“光明”。

步入新闻口的张巨龄很快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新闻不是我的专长，语文才是我的优势。”他创办了《光明日报》日后颇有影响的“语言文字”专刊，并长期担任主编，树起了语文研究与推广的一方阵地。他在各重要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论，如《关于汉字研究答〈朝日新闻〉记者问》《新词酷语的流行和汉语研究的反思》《报纸语言的示范作用和语言的阶层性》《〈鲁迅全集〉相关注释史实的发现》等，在学界广有传播。

文章来源：《教育界(基础教育)》 网址: http://www.jyjbjb.cn/qikandaodu/2021/0315/7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