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搞黄梅戏的时候连载(2)

这次重新排演是由我主持的。修改剧本、音乐设计、导演都是我，甚至还当演员。回想起来，犹觉好笑，忘我的工作热情虽然值得称道，但是是否过于自信、逞能？换到今天，也许我就不会样样都自己来了。饰“李香香”的汤桃、饰“崔二爷”的余俊都是桐城人，我不会讲安庆方言，只演一个次要角色“王贵爹”。困难是武场，只有陈金瓯一人懂锣鼓经，我们就采取草台班常用的办法，一人操作三样乐器，在太师椅背后装上绳索、踏板，安上鼓、锣、镲，手脚齐下，居然蛮象回事儿。也许有人说我们过于简陋，其实，我觉得它是十分先进的。今天流行歌曲使用的爵士鼓，不也是手脚并用，一人操作的吗？中国的“土玩意”不一定都是落后的，关键在于有志者去发掘，去创造。彩排时，我请来很多黄梅戏老艺人，希望他们对演唱的风格、韵味提意见。我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给打了九点零分。

在安庆演出以后，我们沿着安合路出发了，挑着汽灯箱，服装、道具，化妆盒则分散由演员自己携带。没有车辆，徒步而行。总铺、月山、人形河……几乎每处宿营都要演出。有时，遇到群众拦路放鞭炮迎接，甚至把我们的灯箱抢着就走，致使我们不能按预定时间赶到大别山慰问剿匪部队。每当我见到舞台下群情激愤、或者抹泪抽泣的场景，都禁不住涌出泪水。这是安庆地区人民群众给予我们的最高奖赏，他们承认了这是他们自己的艺术。我想，这是我学习、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次难忘的实践。

世上有些事情是难以预料的，而这难以预料的事，却又往往成为个人生活的转折。

一九五一年，分区文工队奉命入朝。我却由于完全意外的原因被留下了。当时我真心灰意冷。战友们都成了“最可爱的人”，而我，却窝在后方，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宁愿牺牲在战场，也不愿离开我曾倾注过全部心血的文工队、不愿失去一个军人报效祖国的机会。但是，部队的纪律不允许自己作出选择。我担任了分区俱乐部主任，根据当时部队的条件，也算是人尽其才了。初夏的一天，文化馆召开一个各界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作为部队的代表，我出席了。进入会场时，人们已围坐在铺着天兰台布的大会议桌前，主持会议的张亚非同志见我来了，立即拉我坐在他身边一张椅子上。这时，我发现了我对面的一双极为明亮的眼睛。她是严凤英。过去有人向我说到过她，大概也是毁誉参半，不记得了。今日一见，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太像个艺人了：穿着一身考究的旗袍，这在抗美援朝的当时，除了走码头的“角儿”外，谁还这样打扮？会上，她一言未发，我感到她坐在那里相当拘谨、局促。

不知什么时候，我去群乐剧场看过她一次演出，已经没有印象了。

我厚厚的一摞曲谱里，唯独没有严凤英的唱段。我总觉得必须补进去。但是，也许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阻止了我去找她记谱。

使我领略到她的艺术才华的一次，是我在钱牌楼剧场看她的《三堂会审》。陈丙炎演“蓝袍”，她演“苏三”。这是从京戏搬来的剧目，表演路子全按京戏。那套脍炙人口的“苏三离了洪洞县”的流水板，她也只用黄梅戏的“女八板”演唱，远不如京戏有特色。可是演至三堂会审时，她的演唱却把我吸引住了：那一句“玉堂春跪之在都察院……”，京戏用的是倒板，而黄梅戏却没有这类富于戏剧性的散板唱腔。严凤英竟然独出心裁，把男平词迈腔后半句巧妙结合，使音域提高了四度，并且改成散板，与哭板相揉合，造成了强烈的戏剧性的冲击。而当公案上蓝袍手提令签欲丢又止的时候，她陡然用低回的唱腔，随竹签之提升而唱了几个富有层次的“啊”字，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一个屡遭酷刑的弱女子的畏惧和挣扎。如果不是对黄梅戏有深厚的功底，是不可能这样灵活运用的；如果不是对剧中人物有深刻的理解，也是不可能这样勾人心弦的。

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华东文化部调黄梅调赴上海观摩演出。省文化局派遣郑立松、余健民、李霍勤等到安庆选拔节目及演员，并带来省军区给安庆军分区的公函，抽调我配合工作。安庆市有刘芳松、王圣伟、班友书、江理进等人参加。余健民担任导演，我担任作曲。选拔传统剧目的方法，是集中民众、胜利两团的主要演员，在原奉直会馆（民众剧院）先作内部演出，边看，边议，边改。当然，首选的是较有基础的传统小戏，不用大动干戈。困难较大的是要排两个现代戏。要了解演员是否能从传统表演的程式中解脱出来。严凤英和刘俊云演出了《两朵大红花》。简直象在演文明戏，无论化妆、动作,还是唱腔都没有一点模范人物的气质。很明显，还停留在旧剧团的“角儿”的位置上，剧团还没有形成一个艺术创作的群体，她也缺乏艺术上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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