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反思小说从启蒙到批判的人性呼唤(2)

叶开的《三人行》以某高校的背景，通过大学教师梅子川与两个女研究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写出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与精神实况，暴露了教育界存在的腐败与堕落。《教授变形记》是“教育反思小说”暴露教育问题的杰构。在卡夫卡那里，人变形为甲壳虫，在廖四平笔下，人变形为“兽”。小说起始援引徐志摩《人变兽》里的一句：“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可谓意旨深远。小说的封面赫然八个大字：“揭示大学教授真相”，作家身兼作家与大学教授的双重身份，以一个“场”内人的角色描述了某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皇甫钟贤丑恶的灵魂，他不学无术，拉帮结派，一味地追求女色，上自教师，下至学生都是他的猎物，女主人公杨丽芬屡次强烈反抗他的威逼利诱。强暴不成，皇甫钟贤则对其进行打击报复，最终在一次被强行施暴过程中，杨丽芬奋然咬掉了他的舌头。作品写高等教育界人和事，让读者读来有些发怵，惊心于所看到的教育界的原生态真实。

人性的深度，也是小说深度的衡量标准。沈从文先生曾多次宣称自己创作的希腊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他有言：“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③。当下“教育反思小说”的创作主体大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剖析和审视人性，抨击被物的冲击而异化了的人性，大胆地揭示现行教育体制内教育者人性的卑微：自私、贪婪、伪善、心机、倾轧、狡诈与无耻。

《所谓教授》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文学图书，小说以西北地区某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刘安定为主人公，在面对金钱、地位、名誉、爱情等问题时，刘安定艰难地选择，最终人性沦陷，精神家园坍塌，道德底线一步步滑落，陷入了追求权力、物质、女色的欲望怪圈，从一个曾经认真敬业的大学教师蜕变为一个欲望膨胀，人格消弭的堕落者。作家对刘安定这个典型形象人性挖掘的深度体现在不仅书写其人性向恶的一面，更表现了人性向善的一面。向善是人类美好人性的体现，这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但由于受客观外物的影响，以及人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的龃龉，人在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过程中经常会表现出向恶的一面。小说写刘安定原本正直敬业，但慢慢地被低级欲望所缠绕，加入到了腐败与堕落的浊流之中。但在作品第三十六章，刘安定准备与善良的妻子，自己恩师的女儿宋小雅离婚，与情妇何秋思结婚。宋小雅倍受打击后离家出走，流浪中遭恶人强暴后精神错乱，他良心发现，决定再不和妻子分开。文本末局这样写道：“他明白，一切都像这场梦，梦醒了，也就梦碎了，一切都是虚无。”主人公在堕落沦陷之后不能摆脱精神上的折磨和压迫，向善的焦燥与贪恶的苦闷之间始终进行着紧张而持久的博弈。《风雅颂》在剖析人性方面也相当有力度，主人公杨科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却在生存困境面前丧失了勇气，无力反抗种种现实的不平。杨科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充分说明在一个人性扭曲的环境里，正常被视为反常，最终被反常化，小说通过杨科的悲凉人生揭示了在生存危机中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当然，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的感受，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生活的深度也是小说深度的评估标准。当下的“教育反思小说”以高等学校为视角的作品数量众多，几乎占到九成，描写初、中等学校的作品凤毛麟角。在探究创作主体的身份时，我们会发现作家们大多是身处高校的教师，身兼教师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如格非、葛红兵、李劼、史生荣、老悟、石盛丰、南翔等作家，他们写作的对象是自己谙熟的生活场，渗入作品的是自身作为亲历教育者的独特感知。正因为是如此，读者才有理由相信他们写的是教育的原生态。

三

“教育反思小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十余年间大量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创作主体坚定的现实立场。说到现实主义，新文学第一代作家有着筚路蓝缕之功，我国文学自“五四”时代鲁迅们就已经形成了关注现实、关注人生，与时代主潮共生共荣的现实主义传统，新时期，作家们再一次自觉地逼近现实，用文本指涉现实生活，关注描写对象（教育界）生存态势，揭示群体的精神疾患。

其次，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异化引起了全社会包括作家群体的广泛关注并诉诸于自身的创作实践。物的发达势必会带来人的贬值，90年代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伴随出现的就是物欲高扬，人心浮躁，精神被物化，人被异化的现象，作为立在思想文化最前沿的启蒙精英，部分教育界知识分子被异化。“知识分子的异化让人触目惊心，知识分子被政治、商业、金钱、意识形态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惨烈现象会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黑暗情境。”④面对物质、金钱、名誉和地位时乱了方寸，丧失了人格操守，主体精神在现实欲望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不再保有独立人格和落拓不羁的个性和肩负时代使命的积极向上、自主乐观的精神品格。

文章来源：《教育界(基础教育)》 网址: http://www.jyjbjb.cn/qikandaodu/2021/0315/719.html